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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琼是否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问题，历史记载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和《新唐书·列传第十四》对此仅做了简略的记载，提到秦琼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并封七百户，但并没有特别强调他在这场政变中的角色。这些史书记载的内容非常简洁，缺乏详细的描述。相比之下，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张公瑾等人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关键角色却得到了更为详细的叙述，甚至连程咬金在事发前给李世民的建议也被详细记录下来，仿佛史学家刘昫、宋祁、欧阳修等人也曾亲耳聆听过这些对话。

显然，两唐书的编纂者无法穿越回唐朝，亲自参与历史事件的见证，所有史料的来源都依赖当时的实录与档案。然而，这些档案往往经过修改，特别是李世民非常擅长修订历史记录，确保其中的内容对自己有利。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中，李世民显然希望突出自己获得了大多数文臣和武将的支持，因此像秦琼和程咬金这样的开国功臣，若是参与了诛杀建成和元吉的行动，这样的消息可能会显得过于直接且不太适宜流传。

从秦琼的个人战力来看，他的勇猛在史书中有过明确记载，甚至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比尉迟敬德更为强悍。如果秦琼和程咬金真的参与了玄武门之变，那么尉迟敬德和张公瑾的英勇事迹可能就会被相对忽略，甚至淡化。因此，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作为李渊亲封的开国公，秦琼和程咬金在见到尉迟敬德提着鲜血淋漓的长矛站在李渊面前时，二人又会作何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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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琼和程咬金的勇武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详细记载。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第三部更为客观的史书——《资治通鉴》。这本史书由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纂，采用编年体的形式，冷静、客观、无偏见的态度使它在许多历史事件的记录上显得更加可信。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但在这一事件的描述中，秦琼和程咬金并未被提及：“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从《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来看，李世民是第一个发起攻击的，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迅速击杀，而秦琼和程咬金则在这一场权力斗争中保持了沉默。对于这样一起杀戮事件，秦琼和程咬金显然不可能站在李世民的一方。此外，尉迟敬德曾因与李渊的争执差点被下令斩杀，这使得他在心态上较为淡然，并没有什么负担。

在李渊的官制体系下，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的两府享有特殊待遇，每府都配有左右护军。尉迟敬德当时正是其中一员，职位较低，仅为四品下。然而，秦琼和程咬金作为开国公，其地位显然要高于尉迟敬德。事实上，尉迟敬德与秦琼、程咬金的地位并不在同一层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战功差距巨大。尉迟敬德不过是李世民的保镖，而秦琼和程咬金却是李渊派遣给李世民的重要将领，担负着指挥作战的重任。

从秦琼的战功来看，他的能力远超尉迟敬德。无论是在瓦岗军还是在唐军中，秦琼都起到了稳定局势、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尤其在与窦建德的决战中，他的表现至关重要，被认为是唐朝的“定海神针”。相比之下，尉迟敬德的战绩显得逊色不少，虽然他也有突出的表现，但总体而言与秦琼相较依然不够显赫。

在武德九年之前，秦琼已经是李渊及其后宫中的重要人物，他在隋朝时期便是赫赫有名的将领，在瓦岗军中也展现了出色的指挥能力。在李世民的领导下，他多次立下赫赫战功。而尉迟敬德尽管也有出色的表现，但始终未能跻身顶尖之列。至于尉迟敬德与秦琼的关系，尉迟敬德在李世民的统治下逐渐被边缘化，而秦琼则一直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直至去世。

秦琼去世后，享受到了皇帝特殊的待遇——他的墓前立有石人石马，这在唐朝礼仪中只有大功臣才能获得。尽管秦琼未被封为王，但他的葬礼和墓地安排无疑比尉迟敬德的待遇要高得多。从这些史料来看，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待遇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存在显著差距。这也解释了为何秦琼在后世民间传说中被视为“门神”，而尉迟敬德则较少被提及。

总的来说，尽管秦琼和尉迟敬德都是唐朝开国功臣，并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两人无论是战功、地位，还是历史评价，都存在显著差距。秦琼不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获得了李世民的尊重，甚至在去世后享有几乎王侯般的待遇，而尉迟敬德始终未能获得与其相比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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